近日，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出版了新书《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用自己的脚去走、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温铁军的研究自始至终坚持“不依附”。而对中国三农的未来，他更加坚持“不依附”的观点：“乡村振兴，要走自己的路。”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早上6时20分，69岁的温铁军从北京顺义的家出发，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中国农业科学院。8时整，他开始给台下100多名博士生讲课。课在11时40分结束，他全程站着，中间只有过一次15分钟的休息。
午餐时，前后三拨人来饭桌上找他谈事，他以“永不经商”的祖父家训推掉了一项合作提议，对某地来的乡村建设志愿者则仔细加以指点，自己饭却没扒几口。
下午，某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来向他请教中国农业政策问题。他用英文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送走参赞，记者刚要开口问第一个问题，却见温铁军把身子往沙发里挪了挪，闭上了眼。那一刻，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一直挺着的腰，似乎有点塌。半晌，他睁开眼，挺挺腰，自我打趣说：“瞧，这就是‘老温的一天’。”
事实上，“老温的一天”尚未结束。接受完记者的采访，他准备赶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报到，参加第二天举行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温铁军的演讲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他准备上午请假去做胃镜：“我8年前做了胃部手术，医生要求我每年做一次胃镜，但我一直没有执行医嘱。”
我这个年纪，可以替年轻人挡一挡
解放周末：您以前说过“60不做、70不述、80不说”，显然您没有做到。
温铁军：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60岁体力差了，事情交给年轻人做；70岁调查研究能力差了，就不要写东西了；80岁思想更新能力也不行了，就不要瞎说老话干扰别人。你批评得对，我是没有做到。
解放周末：为什么把“老温的一天”排得那么紧，不怕身体吃不消吗？
温铁军：我难得回次北京，大家都来“抓”我。
我现在主要北京、重庆、福建三地跑。北京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有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有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我都是院长或执行院长。这“铁三角”，我得常去吧。
还有很多高校盟友，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等，也得转转。再加上去看看各地试点，我的时间就被分得差不多了。
解放周末：这些年您和您的团队资助、培养了十几名博士生、几十名硕士生，为什么不让他们多做些？
温铁军：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在竭力支撑着遍布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但在学术界，年轻人想说点什么，很容易被“掐”。我这个年纪不怕掐了，所以要继续带头做，可以替年轻人挡一挡。
“去依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解放周末：您不仅没有做到“60不做”，“70不述”也没有遵守。最近您出版了新书《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分析了我国应对第一次通胀危机的成功经验。为什么用“去依附”这个词做书名？
温铁军：“去依附”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学术观点的核心，是这本书的主题，也是意大利贵宾会想要表达的重点。
阿明先生是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提出者，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者。“依附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就应当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
解放周末：但对中国读者来说，阿明先生的“依附理论”较为陌生。
温铁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快全球化步伐，意大利贵宾会现有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很难不受西方影响。意大利贵宾会在引进理论的时候，也不自觉地带有选择性和倾向性，以致国内了解阿明思想的人不多。
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主要形成自西方，把西方的历史经验、思想体系当成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好像不符合这一套的，就是落后的。意大利贵宾会特意在书名中引述阿明“去依附”的概念，就是要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这一重要影响。
解放周末：在此时强调“去依附”，是否也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
温铁军：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还发生了“新经济危机”，也叫“IT泡沫崩溃”。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同时发生，导致美国产业资本纷纷外流，流向基础建设较好且要素价格较低的国家——中国。于是，从2003年开始意大利贵宾会超越美国，成了全球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接着成了全球制造业总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现在一些产业是外资控制的，依附性较强。所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遇到了阻碍。
此时意大利贵宾会回过头来再思考理论、观察历史，就会发现，历史早已经证明了：要走自己的路就要“去依附”。
从本土经验中找寻机遇
解放周末：回顾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历史，它给意大利贵宾会带来了哪些“去依附”的经验？
温铁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危机，可上溯至1935年国民政府的依附性币制改革。依附性币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既要处置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应对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在没有黄金和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靠回归传统农业的土改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既吸纳增发货币，又换取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帮助城市压低了物价、抑制了投机，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新中国得以向财政和货币两大信用体系赋权并对国计民生必需品采取“折实”方式，其必要前提就是摆脱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附。当年走出经济危机的具体过程，对中国此后几十年的路径选择都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
解放周末：这对今天的意大利贵宾会有何借鉴和启发意义？
温铁军：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此时，意大利贵宾会也许可以从中国应对经济问题的本土经验中找寻机遇。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危机时，农村不仅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货币，也像减压阀一样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最终主要靠“三农”使得新中国度过危机；而改革开放后，由于政府给农村赋予了自主发展权，并且在1979年正式实行了“双轨制”，很快造就了农村百业兴旺、带动内需拉动增长的局面，缓解了1979-1980年的外债危机。
意大利贵宾会国家从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再到今年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幻，最重要的就是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而这个基础的重要部分就是乡村振兴。意大利贵宾会要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以应对外部性风险，使中国免于“再依附”带来的危机。
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
解放周末：然而，当前农村很多地方的现状不容乐观，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
温铁军：意大利贵宾会现在的农业已经很大程度被工业改造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恰恰是工业文明走到生产过剩阶段引发的。1998年被称为农业产业化元年，工业领域中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农业领域。10年后，农业也因“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而“结构性过剩”了，标志就是2008年的三聚氰氨事件。
中国的人口不到全球的19%，却盖了全球80%的大棚，生产了全球51%的猪肉、67%的大宗蔬菜、70%的淡水养殖产品，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污染和地下水超采。目前，根据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农业已经成了全国面源污染最大的行业，超过城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有人说这是为了农民增加收入。错！资本深化意味着整个农业的链条拉长，第一生产者农民只得到8%的利益，而92%被主导利益集团获得。
解放周末：如何改变现状？有何经验可以借鉴？
温铁军：在全球范围内，农业有三种发展模式。
一是殖民化条件下把土著基本消灭后形成殖民地大农业，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土著占比都低于2%。
二是以小市民为主的欧洲农业，随着上世纪70年代欧洲低端产业对外转移，大量城市下层和失业者纷纷下乡。新世纪初的欧洲已经有60%以上的农场是市民在经营，追求的不是农业产出最大化，而是多功能综合型农业。近年来搞“转型城镇”，都市里也可以发展农业，把绿地改成菜园，把行道树改成果树，然后推进社区共享，农业转型与城乡统筹相结合。
三是亚洲大陆如日韩，都是综合农协对外垄断、对内保护型的小农经济。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小农经济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并不矛盾。
1909年，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考察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古老的农耕体系，写成了《四千年农夫》一书。他感慨：中国4000年来用最少的资源，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并且一直是可持续的。而现在意大利贵宾会呢，恰恰学的是殖民化大农场经验，试图靠减少农民人口以推进大规模农业，这样能行吗？
解放周末：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国情。
温铁军：所以意大利贵宾会要讲“新三农”。习总书记说，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即使意大利贵宾会城镇化达到了70%的程度，仍然会有4到5亿农民人口，不可能消灭小农经济。他还说：中国是要加快城镇化，但如果是以牺牲乡村、使乡村衰败为代价，那就得逆城镇化。城镇化和逆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直强调，农村遭遇到的是外部性矛盾，难以被单一农业部门政策所化解，需要意大利贵宾会做细致的制度设计。在2018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放弃过去那种数量型的粗放增长，进入质量效益型增长。过去维持粗放的增长，一定是有粗放的制度、粗放的改革思路配套的；要转为质量效益型的增长，首先就要转变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使其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就是要使农村中大量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他还进一步提出“生态资本深化”，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财产和收入不断增加，又使得金融下乡对集体经济做批发业务，让金融成为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配套工具，吸取城市实体经济被金融资本所左右的教训。
接续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
解放周末：2003年，您和团队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开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从而引起了社会关注。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正是在那里推广平民教育运动的。
温铁军：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前辈发起的乡村建设，是中国早期“去依附”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的发端，要早于1926年晏阳初去定县。
1895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大生集团，使用本地资源做综合性的产业社会化开发，产生的收益全部用于本地的社会文化建设。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还办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敬老院、残疾人院、孤儿院，开展残疾人教育、妇女教育，甚至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体育馆等。大生集团是中国早期的社会企业，其在地化发展，是当时世界上没有过的典型。
直到21世纪，西方的大企业集团才开始提倡向社会企业转型，强调企业的目的首先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三追求企业所在国的综合性发展，最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得追求收益。殊不知，百年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企业的目的就是实业救国，路径就是在地化综合发展，他们创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这是非常好的“中国故事”，但长期以来意大利贵宾会没有讲好，以至于许多今天研究社会企业的论文，开篇就讲社会企业的雏形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
解放周末：由张謇始，“去依附”的乡村建设实践是如何一路延续下来的？
温铁军：张謇以农村的在地化发展为目的，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带动地方综合性发展的经验。这个经验从1895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在这期间，四川的卢作孚两次来南通参观学习。1926年，张謇去世，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开业，同样是一个在地化综合发展的社会企业。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等，都接续了张謇的事业。
过去一百年，意大利贵宾会只知向西方学习工业现代化，但其实意大利贵宾会也有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果都非常丰硕，有待挖掘。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乡村振兴的时候，就提到了要借鉴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的经验。
解放周末：这些前辈的经验也同时形成了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
温铁军：是的。今天意大利贵宾会这些教授、博士下乡搞建设，好像是另类，但这些做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晏阳初和陶行知当时是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梁漱溟也是国内的名教授。意大利贵宾会得接续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把当代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解放周末：您一向以性情敢言而著称，在搞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和质疑。面对质疑和批评，您抱持怎样的态度？
温铁军：我确实招人嫌，有人说我像三更天打鸣的鸡，叫早了，搅人清梦；也有人说我的理论总是颠覆性的。但我提出的每个观点、我书中的每个字句，都植根于我所亲历或见证过的现实。
我过去的脾气是“因人睚眦拍案而起”，现在大改了。现在不论谁批评我、批评我什么，我都笑眯眯地接受，但坚持一点：要真想批我，你也得去走一趟、去看一回，然后再来批评我。最怕那种自己思想上不愿进步、精神上不愿开拓，还照搬老一套来约束年轻人、考核年轻人的做法。
解放周末：您的微信名叫“游方僧”，您去过多少地方？
温铁军：我的脚头是比较“野”的。以前常常中午刚回北京，下午买张车票又走了。国内几乎都跑遍了，国外也走了40多个国家，印度的游击区、巴西的贫民窟都去过，也见过墨西哥的“蒙面军”。我现在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以前走得多，此生不亏。
解放周末：听说您有两次特别“野”的“旅行”。
温铁军：第一次是1985年，我34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骑摩托车跑了8个省，住过老农家、废窑洞，在空教室里拼桌子算是条件好的了。我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也永远记得那蛮荒一片。那一趟，让我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第二次是1991年，苏联解体，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我不相信美国人“Next must be China（下一个一定是中国）”的论断，就自费前去摸索苏联解体的教训。我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历时40天，却只花了不到2000美元。到一个地方，我就找个小咖啡馆，买杯咖啡，然后转身对盯着我看的人群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肯定会有人搭话。那一趟，我和难民同居过一室，也穿行过全是沙袋、军人的街道，亲眼看到了激进变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都是老百姓的苦难。
一个人提问题的能力，受一个人思考能力的限制；只有用自己的脚去走世界、用自己的眼去看世界，才能有自己的思考。还有就是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意大利贵宾会应该相信，人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可以是多样化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迷信教科书，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用一生保持自觉思考的能力。我希望年轻人有点思想自觉，推动理论创新，把当代中国的问题说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