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普陀新闻网07月10日讯(浙江在线 余勇亮)摘要：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强调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展集体经济。党的十八大后又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本文从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研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普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暨‘消薄’实践”“政策建议”三个方面作了研究论述，回答了“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这三个根本问题，提振了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和共识，具体提出了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振兴专项行动计划”，落实财税、土地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培育农民“集体意识”等建议。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关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因为村级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壮大集体经济”，这是新时代党中央作出的关于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响亮的政治宣言和战略动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8年11月19日，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对新时代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出了新的动员和部署。
当下，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渐次在农村开展，尤其需要农村党组织发挥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作用。然而，村级党组织没有经济统筹能力，“没钱缺乏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普遍现象，这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等国家战略的快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尽快发展适度的村级集体经济既紧迫又是当下的当务之急，对较好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调研中发现，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村级集体经济可有可无、不需要发展等错误思想。没有村级集体经济支撑的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存在党建引领乏力、没有号召力甚至边缘化虚化的风险。部分村(社)连开会误工费都发不起，会议都开不起来，该村(社)的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这向意大利贵宾会发出了强烈的夯实基层基础建设的信号。发展好村级集体经济既是一个事关农民福祉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回答好“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这三个根本问题，事关基层执政基础，事关全面小康事业。
(一)“要不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一种经济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深厚的理论内涵意义，经济上具有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降低交易成本，政治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根本要求，管理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还是“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的应有之义。问卷调查中，41个村中有37个村认为“应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占比达90.24%。
事关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组织动员群众乏力，甚至在村域治理中有边缘化的危险，这是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普遍现状。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六横某村开会误工费都支付不起，直接影响了村级事务管理，可想而知该村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的脆弱性。
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关键在人才，最终要靠营造优质营商环境和干事创业舞台；生态宜居，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人财物来改善基础设施和保护好农村环境；乡风文明，关键要提升村民科学文化素质；治理有效，核心在各方共同参与，要唤醒集体主义意识；生活富裕，强调的是共同富裕，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村党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乃至主导。如苏州吴中区湖桥村2005—2012年投入村级集体资金约2亿元完成村内道路改造、路灯亮化、村庄绿化、污水洁化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2012年就为村民带来股份分红户均约1万元收入，提供各类村福利户均5000元。
(二)“能不能”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村级集体经济到底能不能发展，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是提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信心和共识的关键所在。从实践样本看，中国存在着一大批诸如“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生态第一村”宁波奉化滕头村、“市场第一村”上海九星村、“汽车第一村”路桥区方林村、“印染第一村”萧山航民村、“红木家具第一村”东阳花园村等巨富村，这是最好的案例证明。从资源禀赋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有基础。四荒地、村办企业遗存建筑(集体建设用地)和沟渠等“三资”以及乡村独特的文化禀赋、生态环境禀赋都给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根据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固定观察点数据测算，我国村域分别属于农户经济、集体经济和新经济体所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结构，大体上为4:2:4。”同时，本课题组问卷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41个村中有34个村认为“有条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占比为82.93%。从实践干预看，党委政府治理有效果，“新疆和田行署曾制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三年或五年)规划’、与县区负责人签订责任状，取得了村集体总资产从2001年的46867万元提高到2008年的62586万元(增长33.53%)等显著成绩。”
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证明：政府和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共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两者缺一不可。在乡村范畴内，村党组织就类似城市中的“政府”角色，也应该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统筹协调、提供公共服务等功能，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村级集体经济作支撑。
符合历史规律。集体经济长期存在、具有强大生命力并能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绎出有效经营形式。“集体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经济组织形态，从史前社会到现今时期历经了“血缘家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中国‘井田制’→村社公有→邻里互助合作经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博采股份制公司经营制度、广泛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等不断呈现的村庄型公司……”等形态演进而不断绝，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都离不开的一种经济形式，长期存在是必然历史客观规律。
普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暨“消薄”实践
(一)普陀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概况
2018年全区渔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8360.9万元，其中经营收入9966.24万元，发包及上交收入3798.68元，投资收益345.10万元，补助收入107.23万元，其他收入2533.63万元。2018年全区渔农村集体经济总支出为14368.73万元，渔农村集体总福利费支出为9368.19万元，占总收入的65.20%。
发展慢，“造血功能”弱。一是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5年，全省29429个村，合计集体收入362.4亿元，村均123.14万元，高于全区2017年社(舟山市“合作社”与省里“村”概念)均集体收入(90万元)约33.14万元。二是内生发展力持续弱化。村级经营性收入是内生性、代表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指标。2017年，全区190个合作社经营性收入13558.77万元，占比为79.28%，也即平均20.72%需要依靠政府补助等其他形式来补充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统计普陀区2012—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年均增长率为-15.67%，也即年均每年减少15.67%，远低于低于浙江省经济发展年均增长率(8.31%)和普陀区经济发展年均增长率(8.33%)。
发展不平衡。以2017年村(合作社)总收入为评价指标，发现：10万元以下的村(合作社)为0个；10～20万元为64个；20万元以上为126个；100万元以上的村(合作社)累计37个，占比19.47%，为较为富裕村，可以为村民提供养老保险补助、老年人村级养老费、村(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福利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贫困村数量为0个。
以2017年经营性收入为指标评价村(合作社)内生造血式发展水平，发现：5个为0元，绝对贫困，占比2.6%；5万元以下有20个；5～10万元有22个；10～20万元为48个；20万元以上为100个；100万元以上较富裕的32个。10万元以下的村(合作社)共计42个，占比为22.1%，为贫困村，不足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100万元以上的富裕村(合作社)累计32个，占比16.8%。
(二)普陀“消薄”经验总结
普陀区高度“消薄”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来抓，已全部完成“消薄”任务。主要经验有：
一是强化领导，加强组织建设。成立以区委书记、区长为组长，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组织、发改、规划、税务、农林、渔业、镇(街道、管委会)等相关单位为成员单位的普陀区发展薄弱村村级集体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林水利围垦局；专题召开集体经济发展推进会，研究脱贫对策；依托区级领导结对联系镇、街道工作制度，建立县区领导分片包干工作制度；在区属单位结对社区(村)(股份经济薄弱村)单位中抽调骨干担任薄弱村第一书记。同时组织对省定经济薄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书记、会计等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加强村级组织领导班子队伍建设，并建立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工作台账。
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各村实际，确定发展路径和经营方式，有效利用资源兴办服务实体、发展物业经济、开展土地整治、引入社会资本、发展资产经营联合社等方式来发展集体经济：如，六横镇下宅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东港购买物业用房出租脱贫，中胜股份经济合作社对现有虾塘改造提高租金增加收入；展茅田公岙通过和辖区内渔农家乐合作，把土地租赁给农家乐业主发展集体经济；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区级及镇(街道、管委会)将扶持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专项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以奖代补和贷款贴息。
三是借力平台，强化成效。以区新农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平台租赁薄弱村闲置资产，对薄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进行兜底扶持，目前与各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山地、林地租赁协议，增加薄弱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政策建议(怎样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一)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振兴专项行动计划”
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振兴专项行动计划”，作为党委政府抓乡村振兴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安排。村级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经济形态，代表的是广大农民群体的共同利益，要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为民守财增财”的政治责任感，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关心、大力支持、各方聚力”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大格局。一是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创新实践载体，以“千企结千村、消灭薄弱村”专项行动、“党委政府与社区(村)结对帮扶”、驻村第一书记等制度设计凝聚各方力量，切实发挥党委在农村战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分类推进，久久为功。既要注重当前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帮扶，更要强调做好规划，做好对所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型扶持的政策帮扶，把村级集体经济做大做强，使之成为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中坚力量。三是持续优化人才(村干部)“引育”，夯实人才基础。农村普遍存在村干部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兼职现象严重、专业基础不扎实等问题。
(二)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考核问责
一是把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情况，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内容，作为区委对镇(街道、管委会)，镇(街道、管委会)对农村年度重点工作考核内容，作为年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所辖农村集体经济长期无起色无变化的，要落实问责机制，以追责出动力、出干劲乃至出业绩。要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一把手工程，要由一把手亲自部署、亲自抓。舟山市“整乡推进、整县提升”渔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考核中，未设立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考核指标，只是增设“消薄”“发展经济强村”正反向指标指标，考核权重偏低、力度偏弱。探索将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作为村干部绩效考核奖励的重要内容，适当拉开差距，激发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积极性。
二是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事业。科学架构并推动实施党委负责、政府抓总、社会参与、渔农村具体实施的综合考核责任制，形式各方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局面。
(三)持续推出财税、土地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优化综合配套政策服务。探索推行“村级集体经济友好型”土地优惠政策综合制度。充分利用新区“先行先试”政治优势，积极申请试点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价”入市、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绿色通道”等改革，这对于农民增收致富和村级集体经济分享高额农村土地资本溢价都是极大利好。
笔者调研中发现，六横某合作社有一块闲置集体土地，但是按招投标程序需要先交一笔类似保证金的资金，然而合作社缺钱而导致该土地闲置未能有效利用。2015年12月11日，北京大兴西红门镇2号地B地(40亩)经挂牌竞价以8.05亿元成交成为北京首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入市”的案例，极大提高了农民分享土地资本收益。要继续推出并严格落实土地整理和开发新增土地指标预留比例返给村集体、征地开发预留一定比例返给村集体等利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政策。
推出集体经济振兴发展金融支出专项计划。一是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基金，以政府出资为准，吸纳部分热心企业捐赠参与。每年专项支持一批村级薄弱村发展。比如，对一些本地资源少、区位条件差、靠自身力量难以“消薄”的村，加大对“飞地抱团”项目资金支持。二是配套出台“贴息免息、基准利率下浮、税收返还”等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如杭州三角村因自筹资金建标准厂房投入较大，2010年贷款余额3000万元，每年利息支出高达280多万元，融资成本高加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度。
(四)培育并发挥农民集体意识“润滑”作用，筑牢思想根基。
要培育“既保护个人合理利益，又支持集体发展”的理念，以共同生产劳动、文化主题活动等实践载体培育农民集体意识，筑牢“一家人，集体好就是个人好”等先进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农民群体有“原子化”趋势，集体意识明显不足，这极大不利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比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一个村，村民完全不支持集体发展，有钱就要求“分光了事”，可想而知，该村肯定发展不起来。安徽凤阳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反思到：从1978—2003年，小岗村尽管在政治光环及各类优惠政策背景下，始终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小岗村村民的集体意识在“大包干”的改革中，几乎彻底“分崩离析”，这是小岗村始终不能致富的重要原因之一！沈浩在争取到一笔50万的资金，决定在满是泥泞的小岗村修一条水泥路，采取“组织全村村民建设，按劳取酬”方式建设，节约了一半开支。这竟是小岗村民自“大包干”之后的第一次集体劳动。
